“山东非法疫苗”、“常外毒土地”、“魏则西事件”三起恶性事件反思
来源： 作者：刘国良 时间：2016-05-20 08:14:00
摘要：自从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以来，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社会生活水平等方面也不断提升。然而，就是在这一片大好的局面下，屡次出现了让国人、社会为之震惊的恶性事件。仅2016年上半年就已经接连发生了，“山东非法疫苗事件”、“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土地事件”、“魏则西事件”这三起恶性事件。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恶性事件如此高频率发生呢？希望从道德与法律这两个角度，来进行反思的本文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关键词：恶性事件、道德、法律
一、道德原因
我国恶性事件如此高频率发生，在道德上的原因，归根究底还是要从阶级方面来寻求。“资产阶级极其重视本阶级生存的价值，为了追求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相信彼岸世界，而是一群十足的享乐主义者。自以为这就是本阶级的价值，实质上他们的人的价值无非是金钱、物质的代名词。”［1］从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外化的奢靡的生活方式来看，他们的道德观念是非常差的。虽然，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是经过中国共产党改造过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所固有的低俗的道德观念、思想（集中表现就是资本主义道德观）依然根深蒂固，甚至还会时不时的重新发芽、生长。当低俗的道德观在部分社会主义改造较弱的资产阶级的内心生长到一定程度后，典型表现就是我国屡次发生恶性事件。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在生产经营中，他们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原则取代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则，把局部地区、个别企业或小集团的特殊利益当作最高目的。”［2］但实质情况则是他们同以前的三鹿集团高层，现如今的莆田系高层一样缺失了社会主义道德观，让资本主义道德观在自己的内心猖狂不已。［3］
二、法律原因
法律是高度逻辑化的事物，因此法律方面的原因其实也可以从逻辑上略见一斑——中国人缺乏逻辑传统。“所谓缺乏逻辑传统，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缺少逻辑推理，而是指我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逻辑思维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没有形成逻辑学，因而缺乏西方人那样应用逻辑分析方法的意识和手段。”［4］简而言之，中国对法律思维研究长时间的缺乏，导致如今法学发展相对于英美而言非常落后，最为显性的后果就是中国人缺乏应用法学分析方法的意识和手段。
三、治理方法
3.1普遍治理理论
“风险治理不同于单向的、技术的、客观的风险管理，其有一定的行为法则，如多元参与、开放透明、责任明确、公正合理、普世价值以及广泛合作，同时风险的治理需要倡导风险应对的思想观念、建立风险治理的体制机制、掌握风险治理的方式方法以及提供风险治理的保障条件。”［5］虽然，我也不知道恶性事件能否归于风险治理这个范畴，但是我觉得就算不可以，风险治理的基本原则和方式也照样能够对恶性事件的治理起到巨大的借鉴作用。
3.2具体治理方法
在讲述具体治理方法之前，我先讲一下我对治理方法的根本看法。我觉得不论是治理恶性事件，还是类似恐怖主义组织东突厥伊斯兰运动中国分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所造成的恶性事件，抑或是类似极端宗教主义组织“呼喊派”骨干赵维山所创立的“全能神”邪教所造成的恶性事件，都应该追求我们中医圣书《黄帝内经》所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的最高境界。下面，我就以恶性事件发生的最根本性问题、关键因素、重要因素来展开论述：第一点，恶性事件发生的最根本性问题是厂家、商家的道德意识严重匮乏！因此，党和政府要大力培育、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道德上使之不愿。第二点，恶性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是缺乏有效的强制性约束。因此，立法机关要加大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及宣传力度；执法部门要加大对违法违规厂家、商家的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从法律上使之不敢。第三点，恶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是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因此，政府食品、药品等监督监管部门要建立及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失信惩戒制度等刚性制度，从制度上使之不能。［6］
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当然，市民社会的扬弃并非一蹴而就的，或曰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必需的，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赢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仍然要在纠偏价值误区的轨道上加速市民社会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当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达到最高水平，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当然地扬弃社会生活的异化状态，为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近乎完备的条件。”［7］“仍然要在纠偏价值误区的轨道上加速市民社会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很明显的表明在“市民社会”中包含着本文的主要内容恶性事件发生的各种因素，因此，“市民社会的扬弃并非一蹴而就的，或曰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必需的。”也完全适用于恶性事件的治理。总而言之，中国恶性事件的治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8］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编：《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2］中国伦理学会编：《道德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3］莆田系的社会评价一直很差，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参见百度百科：“莆田系”词条，5 社会评价，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E%86%E7%94%B0%E7%B3%BB，访问日期，2016.5.5。
［4］王路：《逻辑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7页。
［5］应敏主编：《浙江万里学院学报》，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编辑部2014年版，第33——34页。
［6］上述三点，从《安徽查获一起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一文中就可以窥见一斑了。安徽网：《安徽查获一起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http://www.ahwang.cn/zbah/20160503/1517177.shtml?new1。
［7］臧峰宇：《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以人学为视角的当代解读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145页。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恶性事件如此高频率发生呢？希望从道德与法律这两个角度，来进行反思的本文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关键词：恶性事件、道德、法律
一、道德原因
我国恶性事件如此高频率发生，在道德上的原因，归根究底还是要从阶级方面来寻求。“资产阶级极其重视本阶级生存的价值，为了追求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相信彼岸世界，而是一群十足的享乐主义者。自以为这就是本阶级的价值，实质上他们的人的价值无非是金钱、物质的代名词。”［1］从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外化的奢靡的生活方式来看，他们的道德观念是非常差的。虽然，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是经过中国共产党改造过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所固有的低俗的道德观念、思想（集中表现就是资本主义道德观）依然根深蒂固，甚至还会时不时的重新发芽、生长。当低俗的道德观在部分社会主义改造较弱的资产阶级的内心生长到一定程度后，典型表现就是我国屡次发生恶性事件。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在生产经营中，他们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原则取代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则，把局部地区、个别企业或小集团的特殊利益当作最高目的。”［2］但实质情况则是他们同以前的三鹿集团高层，现如今的莆田系高层一样缺失了社会主义道德观，让资本主义道德观在自己的内心猖狂不已。［3］
二、法律原因
法律是高度逻辑化的事物，因此法律方面的原因其实也可以从逻辑上略见一斑——中国人缺乏逻辑传统。“所谓缺乏逻辑传统，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缺少逻辑推理，而是指我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逻辑思维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没有形成逻辑学，因而缺乏西方人那样应用逻辑分析方法的意识和手段。”［4］简而言之，中国对法律思维研究长时间的缺乏，导致如今法学发展相对于英美而言非常落后，最为显性的后果就是中国人缺乏应用法学分析方法的意识和手段。
三、治理方法
3.1普遍治理理论
“风险治理不同于单向的、技术的、客观的风险管理，其有一定的行为法则，如多元参与、开放透明、责任明确、公正合理、普世价值以及广泛合作，同时风险的治理需要倡导风险应对的思想观念、建立风险治理的体制机制、掌握风险治理的方式方法以及提供风险治理的保障条件。”［5］虽然，我也不知道恶性事件能否归于风险治理这个范畴，但是我觉得就算不可以，风险治理的基本原则和方式也照样能够对恶性事件的治理起到巨大的借鉴作用。
3.2具体治理方法
在讲述具体治理方法之前，我先讲一下我对治理方法的根本看法。我觉得不论是治理恶性事件，还是类似恐怖主义组织东突厥伊斯兰运动中国分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所造成的恶性事件，抑或是类似极端宗教主义组织“呼喊派”骨干赵维山所创立的“全能神”邪教所造成的恶性事件，都应该追求我们中医圣书《黄帝内经》所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的最高境界。下面，我就以恶性事件发生的最根本性问题、关键因素、重要因素来展开论述：第一点，恶性事件发生的最根本性问题是厂家、商家的道德意识严重匮乏！因此，党和政府要大力培育、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道德上使之不愿。第二点，恶性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是缺乏有效的强制性约束。因此，立法机关要加大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及宣传力度；执法部门要加大对违法违规厂家、商家的执法力度和处罚力度，从法律上使之不敢。第三点，恶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是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因此，政府食品、药品等监督监管部门要建立及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失信惩戒制度等刚性制度，从制度上使之不能。［6］
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当然，市民社会的扬弃并非一蹴而就的，或曰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必需的，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赢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仍然要在纠偏价值误区的轨道上加速市民社会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当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达到最高水平，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当然地扬弃社会生活的异化状态，为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近乎完备的条件。”［7］“仍然要在纠偏价值误区的轨道上加速市民社会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很明显的表明在“市民社会”中包含着本文的主要内容恶性事件发生的各种因素，因此，“市民社会的扬弃并非一蹴而就的，或曰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必需的。”也完全适用于恶性事件的治理。总而言之，中国恶性事件的治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8］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编：《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2］中国伦理学会编：《道德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3］莆田系的社会评价一直很差，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参见百度百科：“莆田系”词条，5 社会评价，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E%86%E7%94%B0%E7%B3%BB，访问日期，2016.5.5。
［4］王路：《逻辑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7页。
［5］应敏主编：《浙江万里学院学报》，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编辑部2014年版，第33——34页。
［6］上述三点，从《安徽查获一起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一文中就可以窥见一斑了。安徽网：《安徽查获一起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http://www.ahwang.cn/zbah/20160503/1517177.shtml?new1。
［7］臧峰宇：《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以人学为视角的当代解读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145页。
［8］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土地事件，虽然是个恶性事件。但是，其起到的作用非常具有历史性，会对恶性事件治理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新华网：《常州外国语学校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http://news.xinhuanet.com/yuqing/2016-04/24/c_1289252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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